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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義紅色旅游外宣翻譯專業術語的整理研究

      時間:2020-11-20作者:劉珊珊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遵義紅色旅游外宣翻譯專業術語的整理研究的文章,紅色旅游是一種新型的旅游方式,承載了中國革命歷史時期的文化。對紅色旅游的外宣翻譯是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內容的一部分,能讓更多外國友人深入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

        摘    要: 紅色旅游是近年來中國旅游國際化拓展的重要版圖,紅色旅游外宣翻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內容之一,而專業術語翻譯是紅色旅游外宣中重要的環節。以遵義紅色旅游文本中的術語為切入點,逐步建立貴州甚至全國紅色旅游的外宣翻譯專業術語庫,推進術語庫在機器輔助翻譯領域的應用,有助于中國紅色旅游的外宣工作。

        關鍵詞: 紅色旅游; 術語庫; 應用;

        紅色旅游是一種新型的旅游方式,承載了中國革命歷史時期的文化。對紅色旅游的外宣翻譯是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內容的一部分,能讓更多外國友人深入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1](6-9)。以“歷史轉折,出奇制勝”為主題形象的“黔北黔西紅色旅游區”是中國十二個“重點紅色旅游區”之一,其中最著名的紅色旅游景點是遵義會議會址。在對該景區的宣傳文本進行收集整理之后,筆者發現紅色外宣翻譯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政治性術語眾多。例如遵義會議陳列館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國民黨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調兵百萬“圍剿”各革命根據地。由于中國共產黨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

        這段文字中出現了“九一八事變”“軍國主義”“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圍剿”“革命根據地”“左傾教條主義”“反圍剿”“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等十幾個專業術語。141個中文字符的段落中,其中104個字符都是專業術語,這些專業術語在宣傳文本中反復出現,在外宣翻譯中,勢必要保持權威、規范和統一。本文對紅色旅游宣傳文本中的專業術語進行收集整理和分類,確立翻譯原則和翻譯策略,生成初步的術語庫并且驗證了術語庫在CAT(機器輔助翻譯)軟件Trados中的應用。

        一、遵義紅色旅游外宣翻譯專業術語整理分類

        筆者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渠道收集專業術語:一是實地走訪遵義的紅色旅游景點,包括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陳列館、鄧小平住址、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等等,對景點的重要文字內容進行拍照,然后把照片上的文字轉化成word版本,這樣做一是為了方便提取專業術語,二是為將來語料庫的構建提供中文文本資料。

        把jpg格式圖片中的文字轉化成word文字主要采用三種方式:其一,采用語音轉換文字軟件,可以采用訊飛、迅捷等軟件進行轉換,筆者采用的是微信里的語音輸入功能,在對話框狀態下(與文件傳輸助手進行對話即可),在安靜無噪音的環境中使用普通話將圖片中的文字讀出來,微信可以直接轉換成文字,點擊發送,直接從手機端發送到電腦端,再進行個別識別錯誤文字的修正即可。這種方式識別出來的文字正確率較高,能達到90%以上,且效率最高。其二,采用圖片文字識別軟件,微信后臺的小程序中也有這種識別圖片中文字的小程序,可以直接使用,方便快捷。但是這種圖片識別程序對圖片的清晰度和角度要求比較高,對于分辨率較低、角度不正的圖片中的文字識別較為困難,且這種操作的效率不高。其三,采用最基本的人工轉換,即根據圖片中文字內容手動打字進行轉換。這種轉換模式正確率最高,但是效率最低。筆者采用最多且建議使用的是第一種方法。最終收集照片300張,轉換成文字約59,097字。
       

      遵義紅色旅游外宣翻譯專業術語的整理研究
       

        二是訪問紅色旅游網站,收集網站上對景點的介紹詞和導游詞。主要訪問的網站是中紅網,其中有對黔北黔西紅色旅游區遵義會議的詳細介紹和各種報道。這些資料中涉及到的細節較多,涉及到的文化背景豐富,且多為報道性質,筆者在瀏覽過程中摘錄了眾多專業詞匯以補充景區宣傳資料中專業詞匯的空缺。

        三是查看長征相關書籍,從書籍中提取關鍵詞。筆者翻閱的相關書籍幾乎都是英文版本,包括魏巍原著,王素改編,沈堯伊繪圖,陳海葉等人翻譯的《地球的紅飄帶》(The Red Ribbon on the Earth);沈堯伊編繪,陳海葉等人翻譯的《長征:1936》(The Long March:1936);徐占權,徐婧等著,張衛星等人翻譯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簡史》(The Long March of China’s Red Army);黃鎮繪著《長征畫集》(Sketches on the Long March);章百家著《革命·建設·改革:中國共產黨“三部曲”》(The Path of the CPC: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埃德加·斯諾筆錄,汪衡譯《毛澤東自傳》;陳晉主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China in Mao Zedong’s Era);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美國女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he)。從這些英文原版或中英文對照版本的書籍中,搜集出來的術語幾乎都有對應的英文翻譯版本,這樣一來,搜集的過程也借鑒了不同的翻譯,為下一步的翻譯提供了參考。

        關于專業術語的分類,有學者把遵義會議會址中涉及的文化詞匯分成了人名、組織機構、職務/頭銜、地名和歷史事件四種類型[2](100)。筆者在匯總了這些專業詞匯以后也進行了分類,包括以下幾種:

       。ㄒ唬┤嗣孛

        這類術語基本上都可以采用音譯的方法,所以歸為一類。另外,對于一些可以直接音譯的人名地名,筆者并沒有列出,只列出了一些需要在音譯的基礎上做適當修改的術語。譬如蔣介石,通用的英譯是Chiang Kai-shek,婁山關譯法是音譯+直譯Loushan Pass。

        (二)組織機構及職務名稱

        這類術語基本上可以采取直譯法進行翻譯,且組織機構和頭銜有重合的部分,所以這兩種類型的歸為一類。例如“中央局”屬于組織機構,“中央局秘書”屬于職務頭銜,而“中央局”是兩個詞重合的部分,如果確定了“中央局”一詞的翻譯CPC Central Bureau,“秘書”一詞的翻譯為Secretary,那“中央局秘書”一詞的翻譯就是兩個詞組的結合:Secretary of CPC Central Bureau。由于很多組織機構和職務頭銜的術語層次多、長度長,會出現以上所述的部分重復現象,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三個詞匯依次增加層次和長度,于是在進行術語分類整理的時候把這三個詞直接拆分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三個短詞,再進行翻譯。在電腦輔助翻譯的過程中遇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這類較長術語時,翻譯軟件會從術語庫中分別識別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三個詞的翻譯,譯者只需進行適當加工即可。

       。ㄈ⿻h名稱

        搜集的會議相關術語有三十多個,有以地名命名的會議,例如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等;有以時間命名的會議,如八七會議;還有一些有固定表達的會議,如中共X屆X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X次全國代表大會等。

        (四)戰爭歷史事件名稱

        南昌起義、九一八事變等歷史事件,長征途中的突破烏江、四渡赤水、強渡金沙江等事件都歸為此類。

        (五)書名文件名

        收集的術語中有很多紅軍發布的文件,創建的宣傳性期刊,如《紅星》《紅色中華》等等,這些歸為一類。

       。┢渌g語

        不屬于以上五類的術語都歸在這一類中,包括政治性術語“左傾”“左傾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黨指揮槍”“消極防御理論”等等,目前共收集190余條此類術語。

        二、遵義紅色旅游外宣術語翻譯策略

        紅色旅游文本這一具有中國特色話語的對外傳播,依賴于以上所歸類的中國特色術語的對外翻譯。而術語翻譯不是隨心所欲的,務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則。魏向清和楊平認為,中國特色術語是“中國知識”相關的特有概念表征,是中國特色話語對外構建和傳播的話語工具,要使中國知識能夠普遍化推廣,標準化是關鍵[3](92)。鄭述譜也指出在術語翻譯實踐中要區別對待已經標準化與未經標準化的術語,首先要遵守已有標準,其次再考慮相約一些統一的措施[4](102)。黃友義指出在外宣翻譯中要堅持外宣三貼近原則,即貼近中國發展的實際,貼近國外受眾對中國信息的需求,貼近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5](27-28)。賈文波提出外宣翻譯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意識形態操縱下的改寫,充分體現了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贊助人對翻譯的介入[6](177)。

        在綜合考慮和借鑒專家學者的觀點看法后,結合紅色旅游外宣術語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在對其進行翻譯時務必要遵循權威性、規范性和統一性三大原則。

        所謂權威性原則是指譯者不能按照個人的翻譯原則和技巧隨意地進行翻譯,而是要參考各種權威的譯法,如參考已出版的各種相關英文版本書目中采用的譯法,或者查詢權威的網站,如維基百科、大英百科全書、中國政府網站等,進行對比之后得出最權威的譯法。

        規范性原則是指在無法查找到權威翻譯的情況下,要根據翻譯策略和翻譯慣例進行規范的翻譯。

        統一性原則是指在整個文本的翻譯中,同一個術語在不同的地方出現時,要保持前后譯法的一致。

        關于專業術語的翻譯策略,有些術語如果已經有了權威的統一的標準翻譯,那么就直接采用權威翻譯;如果有些術語在不同的英文文獻中出現不同的翻譯版本,就需要進行分析判斷,選擇更為貼近中文含義的版本,例如“干部團”一詞,在The Red Ribbon on the Earth一書中的翻譯為Cadre Regiment,而在The Long March of China’s Red Army一書中的翻譯為Officer Corps。從字面意思來看,軍隊的組織機構中的“團”確實應該翻譯成為regiment,而干部翻譯成為cadre,指隊伍當中接受特殊訓練的一小組人,似乎也沒有問題。但是如果仔細查看紅軍長征初期的組織序列圖,很明顯可以看到,干部團直接歸屬于軍委第一縱隊指揮,與歸屬軍團指揮下的師屬于平級,而regiment所表示的團則比師要低一級,歸師統管;并且干部團旗下還設置有一個高干團,如果干部團中的“團”字翻譯成為regiment,那么高干團中的“團”字又該作何翻譯呢?所以這樣看來,使用regiment一詞就有不妥,而《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詞典》中對corps一詞的解釋為“a group in an army with speci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指軍隊中承擔特殊任務的團隊,當時的干部團的普通戰士都是連排級別的干部學員,其任務既要為紅軍培訓后備干部,也要保證行軍途中中央和軍委機關的安全,必要時還得參加戰斗,所以使用corps更為妥帖;另外officer一詞有一層涵義特指軍隊中的軍官。綜上所述,“干部團”翻譯成Officer Corps更為合適。因此,在碰到一詞有多種譯法的情況下,要認真分析中文詞匯的深層涵義,選擇最為合適的譯法。

        除此以外,如果有些詞沒有任何可參考的英譯版本,可采用以下翻譯技巧。

       。ㄒ唬┤嗣,地名翻譯

        對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譯,主要采取音譯法。這里的音譯使用的是1955年開始使用的現代標準漢語拼音,而非威妥瑪式拼音(Wade-Giles Romanization System),雖然威妥瑪式拼音在香港、臺灣和國外一些地區仍然流行,但是在大陸地區早已被取代。所以我們看到有些翻譯版本采取的是威妥瑪式拼音,如Mao Tse-tung(毛澤東)、Chu Teh(朱德)等。在此,對現代歷史人物的姓名,我們幾乎全部使用漢語拼音音譯法,只有個別例外,如對“蔣介石”的翻譯,按照國際慣例,仍使用威妥瑪式拼音Chiang Kai-shek;對“國民黨”的翻譯,采取的是Kuomintang,簡稱KMT。

        對于一個人有兩個名字,且文本中兩個名字并不同時出現的情況,為了防止目的語讀者出現混淆,翻譯時兩個名字同時出現,使用括號標記其中一個名字。例如:“博古”翻譯為Bo Gu(Qin Bangxian);“洛甫”翻譯為Luo Fu(Zhang Wentian);“李德”翻譯為Li De(Otto Braun)。

        對于地名幾乎也采取音譯法,但是由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組合形成的地名,采取音譯加直譯的方法。例如:“營篷頂”翻譯為Yingpeng Peak,“赤水河”翻譯為“Chishui River”,岷江翻譯為Min River,“二郎灘”翻譯為Erlang Shoal等。

        對于出現省份簡稱的地名,需要把省份的全稱翻譯出來,避免目的語讀者混淆,例如“川滇黔邊境”需翻譯為the border area between Sichuan,Yunnan and Guizhou,或者Sichuan-Yunan-Guizhou border area。

       。ǘ┙M織機構及職務名稱翻譯

        對于組織機構及職務的翻譯,在沒有權威翻譯的情況下,采用直譯法。對于較長的機構和職務名稱,先分清楚各專有名詞間的層次和從屬關系,把各個專有名詞翻譯出來之后,再使用of進行銜接,或者直接按照從大到小的順序排列即可。例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可以劃分為三個專有術語,分別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三個詞對應的翻譯分別是Chinese Soviet Republic,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Bureau,Director,所以對上面一詞的翻譯可以是:Director of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Bureau of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ㄈ⿻h名稱的翻譯

        會議名稱的翻譯分幾種情況:以地名命名的會議,例如“遵義會議”“黎平會議”“茍壩會議”等,直接采用音譯加直譯的方法,依次翻譯為:Zunyi Conference,Liping Meeting,Gouba Meeting;以時間命名的會議采用直譯法,例如“八七會議”翻譯為August7th Meeting;對于一些有固定譯法的會議,依照固定譯法,只需更改數字即可,例如“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譯法是National Party Congress,那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應該翻譯成the6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四)戰爭和歷史事件的翻譯

        戰爭和歷史事件的翻譯也基本按照音譯加直譯,或直譯的方法。例如“百色起義”可翻譯為Baise Uprising,“秋收起義”可翻譯為Autumn Harvest Uprising,“四渡赤水”翻譯為Four Crossings of Chishui River;有時也采取意譯的方法,例如“飛奪瀘定橋”可翻譯為Capturing Luding Bridge in a short time。

        (五)書名和文件名的翻譯

        書名和文件名可以使用直譯法,例如《紅星》雜志可直接翻譯為The Red Star,為了使目的語讀者更了解書籍或文件的有關信息,可以增加注釋,例如《回顧長征》可翻譯為Recalling of the Long March (a book written by Liu Bocheng)。

        總而言之,對于專業術語的翻譯處理原則是首先查找權威翻譯;有多種翻譯版本的情況下,需要深入分析中文內涵選擇最恰當的版本;對于沒有權威翻譯的術語,可以采用音譯、直譯、意譯、注釋,或幾種方法結合的方法,并且確保翻譯的規范和統一。

        三、遵義紅色旅游外宣翻譯術語庫創建及其在CAT中的應用

        筆者通過上述步驟對遵義紅色旅游宣傳資料中的術語進行收集整理、分類匯總、查閱資料后初步制作出包含有805個專業術語及其對應的英文翻譯的術語對照表。在目前CAT(計算機輔助翻譯)軟件普遍流行的情況下,眾多翻譯公司為了實現快速精準的翻譯,大都采用CAT軟件進行文本和項目的翻譯。以Trados為例,CAT的核心概念是翻譯記憶,用戶利用已有的原文和譯文建立的翻譯記憶庫,可以避免譯者重復勞動。同時,專業術語多、內容相似度高、語言重復性強的文本也是最適合Trados介入的領域[7](30)。這也意味著,術語庫對于使用CAT軟件的譯者來說,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翻譯參考,能夠確保翻譯中術語的統一和權威。王華樹和郝冠清也在文章中闡述了在專業的翻譯管理系統即CAT軟件中要進行嚴謹的術語管理以進行有效的翻譯協作[8](18)。

        因此,為了方便CAT使用者,可以把以上術語表做成術語庫。筆者以CAT軟件中最有名的Trados為例來完成sdlt格式的術語庫的構建和轉化。具體轉化過程如下:首先把以上805條術語及其英文翻譯復制到Excel表格中,并按照字母升序進行排列,表頭兩行分別標明Chinese和English;然后通過電腦的“開始”程序打開SDL Multi Term Convert軟件,該軟件是向導應用程序,用于將術語庫數據轉換為Multi Term XML格式,按照彈出指令進行操作,選擇Microsoft Excel格式進行轉換,選擇輸入文件及輸出文件的位置,下一步選擇可用列標題字段的語言字段,分別是Chinese(Simplified,China)和English,就可以進行轉換了。完成轉換過程,就可以創建新的Multi Term術語庫并導入自己的術語數據了;利用SDL Multi Term Convert把Excel文件轉換為MultiTerm可識別的XML格式后,打開SDL Multi Term軟件,創建一個sdltb格式的術語庫,創建過程中的術語庫定義選擇使用預定術語庫模板雙語詞匯表,添加中英文兩種語言即可,至此術語庫創建成功,命名為zunyi.sdltb。

        在利用Tados進行文本翻譯的時候,導入以上所創建的術語庫,整個翻譯過程遇到術語庫中的術語,系統就會彈出提示。以前文中提到的那段話為例:

        該段落導入到Trados中后,選擇使用方才建立的zunyi.sdlt數據庫,系統自動識別出每一句話中的術語,并在翻譯區的右上角顯示術語及翻譯,被識別出來的術語上方會有小紅線標識。這樣一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就可以由系統自動鍵入已有的術語,保持了術語的標準統一。

        圖3-1 Trados中待譯句子中術語被識別的狀態圖
      圖3-1 Trados中待譯句子中術語被識別的狀態圖

        圖3-2 Trados中待譯句子中術語被識別的狀態圖
      圖3-2 Trados中待譯句子中術語被識別的狀態圖

        圖3-1、3-2為Trados中待翻譯句子中術語被識別的狀態圖。

        通過以上演示說明了術語庫的創建對紅色景區外宣翻譯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翻譯的實踐過程中,應不斷調整和擴大術語庫進行調整和增加,不斷完善術語庫,進而不斷提高外宣翻譯的質量。

        參考文獻

        [1]魏雷,汪承平.皖西紅色旅游外宣翻譯現狀調查研究[J].皖西學院學報,2018,34(1).
        [2]童修文.紅色旅游景點介紹中的文化詞匯的翻譯探討———以遵義會議會址為例[J].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6(1).
        [3]魏向清,楊平.中國特色話語對外傳播與術語翻譯標準化[J].中國翻譯,2019(1).
        [4]鄭述譜.術語翻譯及其對策[J].外語學刊,2012(5).
        [5]黃友義.堅持“外宣三貼近”原則,處理好外宣翻譯中的難點問題[J].中國翻譯,2004(6).
        [6]賈文波.應用翻譯功能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2.
        [7]楊明星,吳麗華.醫學文本Trados機輔翻譯的質量與效率優勢[J].中國科技翻譯,2016(3).
        [8]王華樹,郝冠清.現代翻譯協作中的術語管理技術[J].中國科技翻譯,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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