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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天下情懷的實踐、價值及核心意蘊

      時間:2020-11-26作者:張自慧 閔明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中華民族天下情懷的實踐、價值及核心意蘊的文章,“天下觀”即“觀天下”,是中國古人“觀”世界、“觀”宇宙的方式和方法,其實質是天人關系的展開!疤臁笔侵腥A先民的“準宗教信仰”,新石器時代華夏族人賦予天以超自然的屬性,視其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正義力量和絕對權

        摘    要: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建基于中華民族“天下情懷”之上的價值觀。這種“天下情懷”以“萬物一體”的“天下觀”為哲學之基,以“義以為上”“以德服天下”為實踐理路,以“協和萬邦”“萬國咸寧”為價值旨歸,以“精神人文主義”為核心意蘊,是中華民族德性與智慧的結晶。在全球化時代,“天下情懷”是人類共生共存的“道德積蓄”,是國家民族守望相助、互尊互重的“理性樞軸”。

        關鍵詞: 天下觀; 天下情懷; 精神人文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value based on Chinese “minding the world”. This kind of“minding the world” takes the“ viewing world” that all things are integrated a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putting justice first” and“ administering the world with morality” as its practical path,“ making all nations live together peacefully” and“ peace for all nations”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spiritual humanism” as its core meaning. 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virtue and wis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minding the world” is the“ moral savings” of human coexistence and the“ rational pivot” for nations to look out for one another, respect and respect each other.

        Keyword: viewing the world; minding the world; spiritual human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具有“天下意識”和“天下情懷”的民族,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擔當意識具有歷史和文化的必然性,是民族文化心理、“種族記憶”和優良傳統之自然呈現。對中華民族的“天下觀”和“天下情懷”進行梳理和闡發,不僅有助于展示華夏民族的文化氣象和文化自信,而且有助于化解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沖突、增進互信,為人類未來找到具有普遍意義的行動圭 臬。

        一、 “天下觀”是“天下情懷”的哲學之基

        “天下觀”即“觀天下”,是中國古人“觀”世界、“觀”宇宙的方式和方法,其實質是天人關系的展開。“天”是中華先民的“準宗教信仰”,新石器時代華夏族人賦予天以超自然的屬性,視其為一種不可抗拒的正義力量和絕對權威。觀天地、悟天道、思人道是中國古代圣賢的思維模式,也是中國智慧的產生理路!吨芤·系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尚無文字的上古時期,伏羲(包犧)通過對天地的仰觀、俯察,對萬物的審視、感通,體悟和索解到天地萬物之間存在的有機聯系和有序狀態,繼之用陰陽符號的組合創建了八卦系統——一個天下萬物和諧共生、流變不息的宇宙“萬花筒”!吨芤住匪嫷呢载诚到y是中國古代“萬物一體”思想的“元敘事”,它牖啟了中華民族以宇宙為有機體的世界觀——“天下觀”。這種“天下觀”表現為《周易》所揭示的天地萬物與人相互依存、共在共生的有機系統以及“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吨芤·序卦》中的“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就是這一“天下觀”的鮮活呈現。先秦諸子無不崇仰“天”之權威,無不以體悟和認知“天道”為旨趣,以人道遙契天道為目標追求。從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到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從孟子的“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上》),到荀子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都彰顯出人道與天道之間神秘而不可分的關系。古代哲學家在體悟天道的基礎上,形成了“萬物一體”的思想。莊子的“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張載的“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皆是對“萬物一體”天下觀的洞見與闡發。這一“天下觀”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個體都不是獨立于“他者”的孤立存在,“我者”與“他者”共生共存;陰陽和合、生生不息的天道作用于共同體的每一個“我者”與“他 者”。

        “天下觀”是“類”哲學觀的產物。華夏民族“萬物一體”的天下觀是以“類”意識為前提的。一般說來,“類”是指性質或特征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荀子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荀子·禮論》),“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儒家肯定基于“類”而產生共感的可能,將人與人之間的共感視為一種“天賦”的能力,認為人對自己同類具有可以超越民族、邦國界限的共感;谶@種“類”觀念,儒家建構了以人類為導向、使人成為人的價值體系,即禮樂教化的價值系統,力圖通過社會教化讓人認知、理解和踐履那些“人之為人”的基本價值共識,從而做到“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在儒家看來,“度”的前提和基礎是“心”與“理”的相同與相通,即陸九淵所說:“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1這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存有跨越時空、可以通約的人心和價值,這種“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是一種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的理念。馬克思指出:“人是類存在物……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因此,“只有人的生活才稱得上是‘類生活’,只有人才可被認為具有‘類本質’和‘類意識’”3。“類哲學”是一種揭示人的“類本質”的哲學形態,它“是以人的方式去觀照人的一種新的哲學思維方式與思想境界。……‘類’與‘種’不同,‘類’作為人的存在特性揭示的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性質與特征,即人的器官的未特化性,人的本質的后天生成性、自主自為性、動態性,生命活動的自我否定性、個體性等”4。馬克思曾用一語概括人的類本性,即“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5。把人作為類的存在物去考察,不僅有助于以類概念、類意識揭示不同民族之間產生共感的基礎,而且有助于從人“自由”“自覺”的主體性高度把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有機統一的存在狀態,這是“類哲學”所承擔的理性使命。換言之,作為“最為天下貴”的人類應以自己的“類生命”關照世界上其他生命的存在,以維護宇宙生生不息的和諧秩序。從某種意義上說,類哲學的本質是一種生命哲學,而生命哲學正是中國哲學的特質。對“以天下觀天下”的中國人而言,“類生命”理念并未囿于人類層面,而是從“類”意識躍遷到了廣義的“生命”意識。在“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禮記·孔子閑居》)的自然意識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政治意識影響下,中華先民習慣于將蒼穹之下、大地之上的萬物皆視為“同類”,將宇宙所有的生命存在同等對待,仁及鳥獸。在他們看來,正是基于生命體所具有的共性,人與人之間才形成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價值認同,人對宇宙萬物才產生了生命之間惺惺相惜和體恤關愛的情感關 聯。
       

      中華民族天下情懷的實踐、價值及核心意蘊
       

        “萬物一體”的“天下觀”涵養了中華民族的天下情懷。“萬物一體”的“天下觀”是中國人卓越的文化創造,是中華文化最有氣象、最富格局的智慧結晶。“萬物一體”的情感體悟和價值認同是通過心靈的“交感”實現的。這在《周易》咸卦中有生動的開顯。咸卦卦辭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此卦象征夫婦。天地與夫婦具有共同點,“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周易正義》)!断蟆吩:“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王弼注曰:“天地萬物之情,見于所感也。凡感之為道,不能感非類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類之義也。”6“交感”何以能化生萬物?《泰卦·彖傳》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對“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孔穎達疏曰:“圣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后天下和平。”關于“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孔氏疏曰:“結嘆咸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感物而動,謂之情也。天地萬物皆以氣類共相感應。”7咸卦從陰柔和陽剛二氣交感互應而生成萬物,到男女交感亨通而繁衍人類,最后推導出圣人感化人心而帶來天下的和平昌順,這不僅表明了人道對天道的效仿,而且揭示了“唯同類方能相感”的真諦,強調了“同類相感”對萬物化生和社會教化的作用。“圣人”何以能“感人心”?張載從圣人體悟能力角度解釋說:“是風動之也;圣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8王陽明則從圣人道德修養視域闡釋為:“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圣人也,特其間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9事實上,圣人是通過引導人們體悟和克制情感來進行道德教化的,在情感體悟中“感而化之”,在情感克制下走向仁義。然而,人作為“萬物之靈”,不僅能同類相感,而且能在仰觀俯察中“與天地參”“與萬物感”,體悟和洞悉天、地、人的關系,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吨杏埂分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闡釋了從“天道”至“人道”的過程中“命—性—道—教”層層遞進的內在邏輯。杜維明指出:“因為人性是上天賦予的,所以天道就內在于人性之中……這意味著人類有能力和責任在世上踐行天道。仁的最高表現是宇宙論和人類學意義上的。”10在“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思想的熏染和涵養下,中華民族形成了仁義至上、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天下情懷,它是一種超越國家和民族的人類意識。這種天下情懷和人類意識使儒家形成了對生命共性的肯認,建構了“親親——仁民——愛物”理論框架;使中華民族具有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能力與擔當,能夠對“他者”予以關照與呵 護。

        二、 “以德服天下”“義以為上”是天下情懷的實踐理路

        在傳統中國,天下情懷并非僅是人們心中的幻想,而是圣賢心中的藍圖和先王執政的方略,具有清晰的行動“路線圖”。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 面:

        第一,“以德服天下”是天下情懷在治國實踐中的生動彰顯。在國家層面,天下情懷以德政和王道為內核,在我國最早的政事史料匯編典籍《尚書》11中有不少相關記載!秷虻洹分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舜典》中的“柔遠能邇,悙德允元”,《大禹謨》中的“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文命敷于四海,袛承于帝”,這些德性政績的積淀匯聚成了“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益稷》)的和諧局面!队碡暋分械“揆文教”是夏朝統治者天下情懷的體現,它以文明的手段治理社會,通過以柔克剛、迂回曲折的方法化解社會的矛盾和沖突。這種來自部落社會的“德義”傳統,體現了創制者的天下情懷和政治智慧。其后,中國歷代賢明的統治者皆秉承這種“德義傳統”和“納眾歸一”的包容思想來治國理政。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奠基者,孔子承繼周公以禮樂治世的思想,并納仁入禮,使其后的中國文化成為仁禮架構、仁義并舉的文化。在這種“崇尚仁義道德”的儒家思想影響下,“以德服天下”的“王道”理念日漸深入人心。“王道”的本質在于仁政,孟子曾引孔子之語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己矣。”(《孟子·離婁上》)意思是“道”出于“仁”則入于“不仁”,不存在第三種選擇。他提出了系統的“仁政”學說,把“仁”與“不仁”視為關乎“得天下”或“失天下”的根本問題,認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離婁上》)。他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面對當時各諸侯國爭相采用的霸道政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戰爭與禍亂,荀子褒揚王道,抨擊霸道。“彼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荀子·王制》)在他看來,王道“以德服天下”,將道義和仁德普施天下,使人心歸附,“能用天下之為王。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反之,推行“以力服天下”的霸道則會眾叛親離、走向滅亡,“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兇,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荀子·正論》)。他勸誡君王們應效法湯、武,“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荀子·王霸》),以仁德和道義贏得人心,成為眾望所歸的王者?梢,“以德服天下”者“王”,“以力服天下”者“亡”。當代新儒家的先驅梁漱溟總結說:“弭兵運動自古有之,卻總不成功。”12因此,中國人堅信,在國際交往中唯有“以德服天下”者,才能使人“心向往 之”。

        第二,“義以為上”是天下情懷在外交實踐中的理性體現。“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13春秋戰國時期,“五霸”并立,“七雄”爭勝,諸侯國之間摩擦與沖突不斷。在外交風云起伏跌宕的氛圍中,“義以為上”一直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有識之士處理國家爭端所持奉的外交準則。“義以為上”為何如此重要?這是由“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涵和地位所決定的。在儒家典籍中,“義”有兩層意蘊。其一,義者,宜也。即“義”為“事之宜”。“‘事’展現為人的活動及其結果,生成于‘事’的現實世界相應地無法離開人的所‘作’所‘為’。”14因此,訓“義”為宜,旨在強調人之行為的恰當、適度與相稱,其標準為是否合乎禮的規范和準則。一個行為只有與其作用的對象、環境、時代相適應,才具有合理性并為人們所接受!抖Y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古人已意識到“義”為公正合宜的道理或舉動。其二,義者,道也。即“義”為“人之道”!抖Y記·冠義》云:“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當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古人認為,“禮近于義”(《禮記·樂記》)。禮立于天下即為義,故禮義常并提而用,如“義以出禮”(《左傳》桓公二年),“禮以行義”(《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禮者,義之實也”(《禮記·禮運》)等。因此,人們要做到“事之宜”,秉持“人之道”,就必須堅持“義以為上”“禮以行之”(《論語·衛靈公》)。“義以為上”不僅關乎“人之為人”,而且關涉“國之為國”!抖Y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義以為上”是當時國家處理外交事務所遵循的重要原則,具體表現為諸侯國之間“救乏、賀善、吊災、祭敬、喪哀”(《左傳》文公十五年)等活動中的“交國以禮”“交國以德”。作為“五禮”之一的賓禮就是規約上下邦交的禮儀,用以協調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之間的關系。從賓禮的視角看,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國際”關系史。諸侯國之間以禮邦交,展示出“國際”關系中的道德與正義。盡管春秋戰國時期有禮崩樂壞之說,但事實上“禮”和“義”仍是當時衡量一切是非曲直的圭臬,《左傳》中的“禮,身之干也”(成公十三年)、“禮,國之干也”(襄公三十年)充分表明禮義仍是當時社會統治階層的主導理念!洞呵铩繁凰抉R遷稱為“禮義之大宗”(《史記·太史公自序》),其中的大量史料證明,為了避免戰爭,創造良好的“國際”交往與生存環境,“交國以禮”“義以為上”是當時統治者首選的、理想的外交手段,“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左傳》隱公六年)是各諸侯國精英們的共識。有周一代,各諸侯國通過對“禮”的重視和踐履來達到對“義”的肯認與堅守,而“義以為上”在外交活動中的理性運用則彰顯出中華民族的天下情 懷。

        三、 “協和萬邦”“萬國咸寧”是天下情懷的價值旨歸

        作為禮儀之邦的中國一向崇尚以人文化成天下!吨芤·賁卦·彖傳》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樂教化是儒家人文化成的重要手段,其宗旨在于讓人遠離“愚蔽偏執之情”“強暴沖動之氣”,走向“清明安和”的人類理性,建構一個“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會”15。“天下情懷”是中華民族在禮樂文明熏染下形成的思維理性和實踐理性,其價值旨歸是“協和萬邦”“萬國咸寧”。正如習近平所說:“儒家提倡‘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主張‘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四海一家’。”此乃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哲學底蘊之所 在。

        “協和萬邦”是“天下主義”思想的體現。“‘天下主義’是中國古代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政治倫理原則,體現了禮樂文明的博大與友善。受儒家‘王道’思想的影響,中國人具有悠久而強烈的‘天下’意識。儒家先哲以自己博大的心胸、寬闊的視野和明智的理性,提出了‘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追求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天下’成為一個高于國家之上的人類層面的概念。”16縱觀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天下主義”“協和萬邦”始終是中華民族的道德情結和人文情懷。從《尚書·堯典》中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到《周易》中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從《論語》中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到《孟子》中的“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皆映現出中華民族“親仁善鄰”的仁愛情懷和“家國一體”的天下情結。在中國,“‘天下主義’的思維范式不僅有理論形態,而且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諸侯國’五百余年的實踐洗禮”17。從歷史上看,西周是家國一體的社會格局,形成了一個以周天子為權力中心的“天下意義”上的政治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人們信奉的基本價值理念!抖Y記·禮運》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后能為之。”《呂氏春秋·貴公》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可見,“中國思想只有一個系統,思維的綜合性和整體性是中國思想的突出優勢。”18在古人那里,“一面并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于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群全體,而不為一部一族所私有。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于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愿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于天下,來求天下太平。”19因此,“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里,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并不存在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20。古人甚至將有無“天下主義”意識視為區分“大人”和“小人”的標準,“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21;诖,梁啟超指出:“中國的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曰世界主義,曰民本主義,曰社會主義。……中國人則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其政治倫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組成‘天下’之一階段。”22這種“天下主義”的意識和胸襟奠定了“協和萬邦”政治理想的歷史文化基 礎。

        “萬國咸寧”是天下情懷追求的目標。中國作為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三千年來我們一貫精神是向著‘社會’走,不是向著‘國家’走”23。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以團體和個人為重”不同,中國歷來“以天下和家庭為重”,“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24。“萬國咸寧”是中華民族關于理想世界的藍圖,但現實中的世界卻總是紛亂叢生,災疫流行,困難遍布,危機四伏。在“萬物一體”天下觀和“仁愛至上”天下情懷的影響下,周朝的諸侯國之間上演了一幕幕守望相助、救難扶困的“活劇”,在中華大地上生動地詮釋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意涵。時人認為,“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國語·魯語上》)。據《左傳》記載,秦國大夫百里奚說:“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僖公十四年)晉國大夫鄭言說:“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在此,親、仁、祥、義被奉為國之四德。春秋戰國雖為亂世,但“禮”與“德”一直是當時諸侯國交往所遵循的道義準則,存亡繼絕、立嗣守祝、聞喪不伐一直是其外交所恪守的基本原則!蹲髠鳌吩:“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僖公二十一年)所謂“保小寡”就是扶助弱小,反對強國欺凌弱國,周禮將其作為道義原則納入禮制之中。在諸雄爭霸天下的時代,盡管外交活動中不乏陰謀、威脅、欺騙、背信棄義等手段,但以禮而行、親善惠鄰始終被認為是合乎道德的正義之舉,“救災恤鄰”“萬國咸寧”也始終是有識之士的理想和追 求。

        四、 “精神人文主義”是天下情懷的核心意蘊

        “精神人文主義”是杜維明先生提出的一個概念,它“倡導‘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對天敬畏、對地球尊重和愛護,進而建立一種互相信賴的社群,并以天下太平為文明對話的目的”25;它包含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個環節或向度26,提倡對他者的尊重與關愛,主張加強國家和民族之間的了解與融通。從本質上說,中華民族的天下情懷是一種“精神人文主義”的心境與胸懷。它是人文精神的本原彰顯,是仁愛思想的極限延展,表現為“呦呦鹿鳴……和樂且湛”式的“德音孔昭”(《詩經·小雅·鹿鳴》)和“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式的“常棣之情”(《詩經·小雅·常棣》)。同時,“精神人文主義是面對全球生態環境失衡、世界社會秩序重組的時代挑戰而應構建的一種新的人文主義,它是我們設想的‘一個真正意義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現’的先決條件。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具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每個人都可以信奉不同的哲學理念、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每個人其實都面對著當前世界的共同現狀,也就是我們整體人類所遭遇的存活困境。這就要求我們除了有一種特殊性的背景外,還要有一種站在人類高度的思考。”27這種思維的“人類高度”就是“以天下觀天下”的天下觀,與之相伴的是國家的制度理性和關系理性。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始終站在“萬物一體”之天下觀的高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創造了民族綿延不絕、大氣磅礴的歷史與文化。天下情懷可以拓展從啟蒙運動以來被狹隘化的民族心態,能夠超越各種狹隘的特殊主義或世俗的人文主義(如世界上一些國家正在興起的民粹主義或國族主義),從而獲得一種支撐人類“共在”“共榮”的深沉厚重的“道德積蓄”。這種“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義’,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實現人類持續繁榮與昌盛的渠道,將有助于各種思想、宗教、文化傳統發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識,以解決整個世界和人類所面對的困境,而這也將有助于世界各國關系的改善”28。

        今天,激活中國傳統文化中“協和萬邦”“萬國咸寧”的思想資源,弘揚中華民族的天下情懷,可以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維。費孝通指出:“現代化應當是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即人類從相互交往中獲得對自己和‘異己’的認識,創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處局面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現代化,為的是在跨入21世紀之前,對20世紀世界‘戰國爭雄’局面應有一個透徹的反思,為的是避免在未來的日子里‘現代化’的口號繼續成為人與人、文化與文化、族與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利益爭奪的借口,為的是讓我們自身擁有一個理智的情懷,來擁抱人類創造的各種人文類型的價值,克服文化隔閡給人類生存帶來的威脅。”29這里的理智情懷就是“精神人文主義”的天下情懷。趙汀陽曾倡導人們運用老子“以天下觀天下”的方法來審視和揆度當今的世界,構建一個“天下體系”。在他看來,“天下意味著一種哲學、一種世界觀,它是理解世界、事物、人民和文化的基礎”30。在當今時代,“天下概念意味著一個使世界成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一個以世界為整體政治單位的共在秩序。從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個世界作為思考單位去分析問題,從而超越現代的民族國家思維方式。”“全球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世界的內部化’,也就是把世界變成天下。”31其實,“天下”是一個“無外世界”,人類共在的必要條件、人類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的關鍵就是天下無外。作為一種理論預設,天下體系旨在倡導人們放棄自現代以來的排他存在方式,反對弱肉強食的霸凌行為,構筑一個和而不同、相互尊重、萬國咸寧的世界新秩序。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華民族都將繼續秉持這一“天下觀”和人文情懷,以禮儀之邦的“道德積蓄”和“共在共榮”的“生存理性”,與世界各民族一道,構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 體。

        注釋

        1《陸九淵集》卷二十二《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3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頁。
        3高清海、余瀟楓:《“類哲學”與人的現代化》,載《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4同上。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第96頁。
        6《宋本周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10頁。
        7同上書,第211頁。
        8《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25頁。
        9王陽明:《傳習錄》,載《王陽明全集》 (第1卷),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版,第132頁。
        10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己、群、地、天》,杜維明先生在“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王陽明講座”上的講話。
        11《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著名經史學家金景芳先生稱其是“中國自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信史” (《〈尚書·虞夏書〉新解·序》,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劉起釪先生認為,《尚書》是“我國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后最早的三個王朝夏商周的最高統治者在政治活動中形成的一些誥語、誓詞、談話記錄等,由史臣載筆寫下,經歷了多災多難復雜曲折的流傳過程,才從當時眾多文獻中僥幸獲得保存的少數幾篇”,“是惟一保存下來的夏商周政治活動中最早的歷史見證” (《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1頁)。到了漢代,《尚書》被尊奉為儒家元典“五經”之一。
        12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頁。
        13王陽明:《傳習錄》,載《王陽明全集》 (第1卷),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版,第133頁。
        14楊國榮:《基于“事”的世界》,載《哲學研究》2016年第11期。
        1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29頁。
        16張自慧:《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的命運共同體思想》,載《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
        17同上。
        18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19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47—48頁。
        20同上書,23頁。
        21王陽明:《大學問》,載《王陽明全集》 (第4卷),第70頁。
        22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頁。
        23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250頁。
        24同上書,第190頁。
        25杜維明、安樂哲等:《中國哲學研究的世界視野與未來趨向》,載《哲學動態》2018年第8期。
        26參見邱楚媛:《首屆“精神人文主義”工作坊綜述》,載陳來主編:《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235頁。
        27杜維明、安樂哲等:《中國哲學研究的世界視野與未來趨向》,載《哲學動態》2018年第8期
        28杜維明、安樂哲等:《中國哲學研究的世界視野與未來趨向》,載《哲學動態》2018年第8期。
        29費孝通:《人文價值再思考》,載《從實求知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441頁。
        30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
        31趙汀陽:《天下觀與新天下體系》,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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